​冯玉祥枪杀徐树铮，背后恐怕不止往日私怨这么简单

冯玉祥枪杀徐树铮，背后恐怕不止往日私怨这么简单

关于民国时期皖系军阀代表人物之一的徐树铮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持正面意见的人对其经营外蒙古和兴办教育的历史贡献赞不绝口，持反对意见的则将其视作专横跋扈、锋芒毕露的典型而争议不断。

北洋皖系军阀代表的徐树铮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几乎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他对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抱定“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态度。因忠于段祺瑞而起，也因忠于段祺瑞而落。

1924年11月，以发动“北京政变”而一举控制京城内外权力核心的冯玉祥，迫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事威胁压力，联名通电拥护辞职下野的段祺瑞出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执政。

虽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段祺瑞清楚所谓的临时政府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组织，在完成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善后工作和召集国民会议后，必将面临改组的命运。何况此时的北京人民革命热情高涨，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政权旗号早已名存实亡。

北洋皖系军阀首领的段祺瑞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自己的皖系军队历经直皖战争和江浙战争后早已一蹶不振，失去了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资格。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段祺瑞都不可能底气十足的坐在临时执政的位置上，尽管他依旧对权力有着难以割舍的执念。

于是，冯玉祥、段祺瑞和徐树铮三人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冯玉祥本意是要尊南方的孙中山为国家元首，段祺瑞则背靠手握重兵的张作霖得以继续在风雨飘摇中行使执政权力，徐树铮则一心维护段祺瑞的正统元首地位。

矛盾的集中爆发，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1925年12月10日，由日本考察归国的徐树铮在上海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公开表达了对推举段祺瑞为总统的坚决态度。早在归国前，他曾分别致电张作霖和孙传芳等实力派军阀，以故交的身份奉劝彼此罢兵言和，共同推举段祺瑞出山担任国家元首。

影视作品中的徐树铮（左）与段祺瑞

归国之后，他的这种意图愈发明显而强烈。一方面，他极力鼓吹直奉皖三系军阀大联合，以团结统一的姿态共同拥护段祺瑞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他亲赴江浙一带同孙传芳、张謇等人联络会晤，尽一切手段拉拢和争取支持段祺瑞掌权的力量。

这样的忠诚之心，放眼当时的民国还真是挑不出几个人来，尽管是对个人而非集体信仰的忠诚。

但也恰是这种堂而皇之的公开“串联”，让冯玉祥加深了疑忌印象。直系军阀孙传芳原本与他在反对临时政府组织架构的问题上持有相同看法，但却对未来维持政局的方式方法不置可否，很难不让冯玉祥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徐、孙二人私下达成政治共识的猜忌。

12月19日，徐树铮不顾段祺瑞等人暂缓进京的劝阻，执意由上海北上进京与段祺瑞面商大事。12月24日，徐树铮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冯玉祥指挥的国民军在京津一带大败反奉联盟的李景林所部，一举控制了该地区。与此同时，郭松龄兵败的消息传来，段祺瑞深知：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必然会有一场恶战。

北京政变时的冯玉祥

在此情况下，他力劝徐树铮迅速离京南下，远离这一是非之地。

当负责京畿警备工作的鹿钟麟将徐树铮即将启程离京的消息报告给上级冯玉祥时，对方下达了逮捕枪决的命令。在冯玉祥看来，一旦徐树铮顺利出走，不仅日后难以寻找有利时机控制对方，反而会在对方持续奔走联络的行动中进一步加剧自己执政生涯的风险与挑战。

总之，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尽管不排除这其中有对多年前徐树铮枪杀自己“恩人”陆建章的私怨掺杂，但归根结底还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维护和巩固，不然，在陆建章被杀后的7年间里，手握重兵的冯玉祥完全有机会，也有能力去对付一个日渐失势的军阀政客。

民国军阀陆建章

终归是在政治利益的驱使下，让冯玉祥作出了枪杀徐树铮的决定，只是在外人看来，这种行为不可避免的充斥着一层新仇旧恨一起处置的色彩，或者说兼具一种公报私仇的意味。

无论如何，徐树铮为自己拥护和支持的段祺瑞作了政治上的牺牲品，只是这种牺牲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徐树铮身亡4个多月后，受“三·一八惨案”冲击，诚惶诚恐的段祺瑞被冯玉祥驱逐下台，自此远离了政坛，潜心佛学研究；而在直奉联军的军事攻势下被迫下野的冯玉祥，则开启了赴苏联考察学习之路。

影视作品中的徐树铮

成败利钝，非个人所能逆睹，正所谓：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